4月6日深夜,中共上海市委向全市党员发出公开信,要求广大党员“亮身份、见行动”,全力投身到这场严肃的抗疫斗争中去,冲在抗疫第一线。就在当天,《解放日报》也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,呼吁全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挺身而出,“为基层分忧,为群众解难”。

上海在职党员参与防疫工作。图源:解放日报

数据显示,目前上海已发动68.6万名在职党员向社区报到,除警察、医务工作者、社工等已在岗工作及不符合相关条件人员外,31.3万名报到的在职党员已分为9155组,编入相关区、街镇和村居工作队伍,广泛参与小区封控、核酸检测、物资保障、垃圾清运、特殊群体关爱等工作。

急难险重的地方,必有党旗飘扬。中国一个突出的制度优势就是有强大的基层党组织,党员分布在社会每个角落。只要发挥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,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,就可以将社会有效组织起来。

上海号召党员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亮身份、见行动,是正确的做法。短时间内数十万党员响应号召去报到,也说明绝大多数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能够自觉响应疫情防控要求。2020年2月3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强调,“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”。到今天,这一命题仍然有效,且不断对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新要求。

上海某社区“双报到”党员参与爱心大礼包分拣工作。图源:网络

眼下,上海疫情防控斗争形势依然严峻。

从基层组织健全程度、资源配备供给能力、行政人员素质、城市规划科学性、数字治理水平等层面来说,上海的常规治理能力在国内是领先的。目前疫情防控中出现一些问题,反映出治理的“常规能力”与“应急能力”之间的不同。

奥密克戎病毒特性导致疫情极短时间内迅速扩散,如何找到合适的、足以应对危机的治理方法极为重要。

应该说,从2020年至今,中国已经形成了颇为珍贵的防控经验,不妨称之为“全政府-全社会”防控策略:

所谓“全政府”,就是将政府、市场和社会的力量统合起来,共同面对疫情防控这件大事,疫情防控指挥部是一个仿战争组织形态,理想情况下是扁平化、高效的决策与统筹中心;所谓“全社会”,即在党和政府的组织和动员下,基层组织、群众、志愿者、社会组织等参与进来,实现互联互动,共同防控疫情。

“全政府-全社会”的疫情防控机制,要建立在强大的基层治理能力基础上。疫情防控是人民战争,而人民群众需要组织和动员,这有赖于基层组织,必须走群众路线,必须抓紧补短板、堵漏洞、强弱项。

上海在职党员参与志愿者活动。图源:上海长宁

“战时状态”不比平时,对组织体系的管理协调能力、社会资源的分配运用能力、各种细节的把控保障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。疫情防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,也折射出一些地方的基层组织不力、基层组织自治能力有限、未能有效组织动员群众,亟须认真反思,切实改进。

首先是基层机构的定位和保障。居委会的法定地位,是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群众性自治组织。但多年来,一些居委会的日常工作是提供政府公共服务,完成上级下达的行政任务,平时组织动员群众的工作做得少,群众性自治活动少,关键时刻就不容易及时凝聚、如臂使指、顶得上去。

疫情期间海量事务压力下,这一点尤为明显。居委会是政府和群众的链接中枢,需要协调各小区物业、业委会以及居民个体的诉求,有限的工作力量可以应付平时运转,但在紧急状态下往往就会不堪重负;一些社区工作者平时和居民接触不多,疫情期间群众诉求又比较多,因此还容易产生畏难情绪。岛叔在一些地方调研发现,有的社区干部甚至连小区的微信群都不敢加入,怕直面居民的批评言论。

疫情防控是一项公共政策实践,基层是政策执行者,但基层工作者也是社会群体的一部分,在一些居民面前并无“地位”优势,需要为其提供强大的政策依据、话语支持以及有力的工作保障。

打赢硬仗,是衡量基层治理效能的最根本标尺。疫情防控期间,一大批基层干部真正从办公室下沉到了一线,直面群众需求和各种症结,在组织和动员群众中得到了锻炼;一些长期治理困难甚至“三不管”的小区,因为疫情防控,建立了党组织和自治小组,建立了楼栋长制度,邻里关系、党群关系更密切更和谐了。这都是好经验,值得借鉴。

在疫情这场大考面前,基层治理工作容不得半点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。基层组织勇于担当、直面问题,真正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、践行群众路线,才能真正组织、动员群众,也才能真正提升疫情防控效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