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双向适应和动态均衡的过程，我国已经进入了人口“零增长区间”，可能仍会有小幅波动，但确实在负增长通道中。
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，首次迎来负增长。这一历史性的拐点，引发了很多人担心，人口负增长背后的少子化、老龄化，以及劳动力减少、消费市场收缩的局面，是否会对经济造成不利的冲击？
这种焦虑不难理解。人口问题本质是经济问题，而在关于人口如何影响经济的叙事中，人口规模一直被当做重要的经济红利。所以在负增长开启以后，地方加速出台各式各样的催生政策，拿出真金白银，进行生育补贴。这次的两会期间，很多代表委员的提案建议，也都是围绕鼓励生育。
像贺丹委员就建议，不仅要给二孩、三孩进行补贴，生育一孩也应该发钱奖励。而杭州前不久宣布，拟向二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5000元，向三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20000元。
用补贴来提振育生育意愿，这是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。以韩国为例，据报道，它从2022年起向有0至1岁婴儿的家庭每月提供30万韩元（约合人民币1800元）的育儿补助，到2025年金额将逐步上调至50万韩元；除此之外韩国政府还将发放200万韩元的生育补贴。
不愿生，那就实打实地发钱，这种催生方式简单粗暴。但也毋庸置疑，这种几乎没有适用门槛的政策杠杆，更多还是锦上添花的作用。除非生育补贴高到能很大程度覆盖生育成本，否则对很多夫妻而言，不可能会专门冲着这点补贴去生个娃。
就算像一些欧美重福利国家一样，生育奖补够高，吸引力够强，生育率也未必能达到维持人口不增不减的2.1水平。所以，人口压力不能简化为生育问题，生育压力不能简化为如何催生的问题，甚至简化为“印钱生娃”，在政策干预之外，要做好人口长期下降的准备工作。
比如，未来的人口竞争，主要是素质竞争而不是数量竞争。素质竞争，一方面依赖成熟的教育体系，另一方面更离不开创新驱动的经济、产业环境。形成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，培养出来的人才还有用武之地，我们才能真正告别廉价劳动力红利的阶段。
再如，人口减少，的确不是必然意味着消费市场的萎缩，但要激活消费潜能，解决大家不仅不愿生孩子，还不敢大手大脚花钱消费的问题，既要创造条件让民众增加收入，也要在教育、医疗、住房稍等方面持续减负，减少这类大额的刚需开支，减轻民众的负担。
再者，以前的经济社会规划，很多都是建立在人口持续增长的大前提之上的，现在这一大前提不复存在以后，更得调整思维。
尤其是像一些中小城市，现在面临的问题，不仅仅是地方生育率继续下降，还有本地人口的加速流失。以往采取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，现在进入收缩阶段，有些地区的城市化甚至出现撤街设镇的逆向调整了，在此前提下，城市规划、管理更得瘦身健体，及时减量发展，精简机构、人员。
2023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提出，加强养老服务保障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。通过生育支持政策来提振生育意愿，用花式发钱的方法来鼓励催生，在未来，这依然会是很多地区应对生育率下降的一个发力方向。
而应对人口压力，催生归催生，但不能只盯着催生。面对几乎很难逆转的人口下降趋势，在完善的生育支持政策之外，更得转变发展思维，多渠道并举，提升劳动力的质量，完善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，让经济结构适应人口负增长的形态，让少子化、老年化时代的我们，也能够没有生存发展和医疗养老的后顾之忧。